谜
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重金拉拢溥仪，他为何还要投靠日本人？
一、日军抢先布局：盯上天津静园的末代皇帝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迅速沦陷，日本关东军很快定下一条阴招：抬出清逊帝溥仪，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 事变刚过3天，日军内部就有人提议，以溥仪为盟主建立依附日本的政权；9月22日，关东军正式出台方案，明确要保护溥仪及其亲信，伺机把人带去东北。
溥仪
10月下旬，土肥原贤二专程奔赴天津，11月2日当面游说溥仪，哄骗他回到“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 彼时溥仪住在天津日租界静园，内部早已吵成一团。御前会议上，老臣陈宝琛劝他时局未定切勿冲动，郑孝胥却力主抓住机会出关复辟。溥仪内心早已偏向借助日本势力重登帝位，只是表面不动声色。
为逼溥仪尽快动身，日方手段极尽阴狠：给静园寄藏炸弹的恐吓礼物，又策划“天津事变”，组织大批汉奸便衣队在城区制造暴乱。11月10日，趁着全城混乱，溥仪偷偷逃出天津，直奔东北。次年 3月，伪满洲国正式登场，溥仪沦为日本人的傀儡。
很多人不知道，在日本人紧锣密鼓拉拢溥仪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紧急出手，专门派人赴天津游说溥仪，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只是这场争取从头到尾都充满裂痕，最终彻底失败。
土肥原贤二
二、蒋介石派出说客高友唐，当面抛出重磅优待方案
国民政府出面接洽溥仪的核心人物，是监察委员高友唐，原名高继宗，出身清末仕学馆，当过清廷官员，后来加入国民党，和逊清皇室素有往来，是两边都能搭上话的中间人。
整条联络链条很清晰：蒋介石→于右任→高友唐→溥仪。于右任和高友唐早年办报相交深厚，九一八后于右任多次提醒蒋介石提防溥仪被日本利用，危急关头举荐高友唐作为特使北上。1931年 10月27、28日，高友唐连续两天登门静园拜见溥仪，比土肥原贤二会见溥仪还要早几天，这一点纠正了溥仪晚年《我的前半生》里记错的时间线。 高友唐带来蒋介石的谈判筹码，直白又实在：
全面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每年按时拨付优待费，溥仪也可提出一次性大额补偿，金额任由溥仪定；
居住自由：优先推荐迁居上海；若想出洋，除东北、日本以外全球任意国家都可安排，国府全程协助；
承诺恢复溥仪帝号，若溥仪想回北京居住，也能协商；
所有约定可由外国银行担保，打消溥仪对国府失信的顾虑；
当年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一案，国民政府承诺彻底查办，给皇室一个交代。
面对这份条件，溥仪当场冷笑，直言戳破国府的心思：“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何必替他们说话！”
嘴上虽然强硬，溥仪却没有直接回绝，只说“容考虑五日，必有答复”，全程隐藏自己想投靠日本的真实想法，让高友唐误以为谈判大有希望，满怀希望离开静园。
于右任
三、国府多路同步行动：张学良、宋子文纷纷下场
派高友唐单线谈判只是第一步，南京方面同步铺开多条渠道，多方联动争取溥仪。 高友唐离开天津后立刻赶赴北平，找到溥仪七叔载涛做思想工作，载涛表态愿意从中调和劝说溥仪。
高友唐随即致电南京汇报进展，国府立刻电令北平张学良配合协助转移溥仪离开日租界。 张学良主动约见高友唐商议对策，他提出新思路：与其让溥仪远走上海北平，不如就近迁到天津法租界，规避日方控制。但张学良内心始终没把溥仪当成关键变量，他私下评价溥仪“没有思想、不了解外界局势”，对这场争取工作的重视程度远不及蒋介石。
另一边，溥仪早年的英国老师庄士敦恰好途经天津、北平，多次和溥仪会面，消息很快传到宋子文耳中。溥仪出逃天津当天，庄士敦抵达南京，宋子文第一时间找到他，希望庄士敦折返天津劝阻溥仪不要奔赴东北。 庄士敦委婉拒绝：只要溥仪主动求助，我一定出手，但不会主动介入此事。国民政府借外籍友人劝说溥仪的路子，就此走不通。
多条渠道同时发力，看似布置周全，实则处处被动。彼时国民政府内外乱作一团：宁粤派系对立、长江黄河大水灾席卷全国、东北失守后举国声讨不抵抗政策，高层精力被大量杂事拆分，争取溥仪这件事始终排不上核心要务。国府甚至一度寄望国联出面逼迫日本撤军，默认东北局势会通过外交解决，低估了日方扶植傀儡政权的野心。
庄士敦
四、谈崩的核心根源：双方没有半点合作基础
国民政府开出的条件看着诚意十足，最终却没能打动溥仪，根本矛盾集中在三点，几乎无解。
第一，东陵盗案的旧怨，成了跨不过去的心结。1928年孙殿英盗掘乾隆、慈禧陵墓，溥仪率宗室、遗老多次通电国民政府，要求严惩盗墓者、修缮皇陵，可最后孙殿英毫发无损，案件不了了之。在溥仪眼中，这件事的责任全部归于蒋介石主导的南京政府，认定国府毫无信义，如今临时抛出优待条件，只是临时抱佛脚，根本无法信任。
第二，溥仪自身的核心诉求，和国民政府完全对立。 溥仪毕生执念是复辟清王朝，国民政府的根基是共和体制，二者存在天然冲突。高友唐前来游说，核心目的是让溥仪远离日本、放弃“满蒙皇帝”的美梦；溥仪表面推脱，内心却等着借日本势力重回东北称帝。一边要保全国家统一，一边一心谋求复辟，诉求背道而驰，根本不存在长期合作的可能。
第三，日本经营多年，对溥仪的吸引力远大于国府。 史料明确记载，日方早早看透溥仪与国民党政权毫无羁绊，恰好可以加以利用。多年来持续接触、笼络溥仪，清楚他的复辟心愿，承诺让他执掌东北政权；反观国民政府，和逊清皇室长期缺乏稳定沟通渠道，临时紧急派人谈判，节奏完全被日方牵着走。
高友唐本打算二次进静园继续劝说，可土肥原策划的天津暴乱封锁租界，等他冲破阻隔进入日租界时，溥仪早已乘船逃往东北，国民政府全部争取计划彻底宣告失败。
五、这件事留下的历史余波与反思
溥仪出走东北、伪满洲国建立后，当年参与此事的各方，都留下了不同的感慨。
曾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的冯玉祥得知消息，在日记直言：“他这样的做法，只有给自己找死，谁能同情他呢？”
不少忠于清廷的遗老更是心如死灰，认为大清没有亡于辛亥革命，反倒亡于溥仪投靠日本建立伪政权这一天。
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这次失败也带来了教训。1933年华北局势紧张，蒋介石吸取经验，主动迎接北洋元老段祺瑞南下，避免其被日本拉拢，不再等到危机爆发才仓促补救。
执行谈判的高友唐后续仕途另有际遇，当年谈判结束后，国民党中央直接免去他的预备党员流程，破格吸纳入党，算是对其平津奔走的认可；1935年高友唐病逝，一众国府官员惋惜，称赞他为官刚正，弹劾权贵毫不畏惧。
站在客观历史视角回看这段往事：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主动争取溥仪，是出于防范日本分裂国土的现实考量，举措本身具备合理的现实意义；但受制于内部派系内耗、过往历史积怨、双方根本立场冲突，再加上日本抢先一步布局，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成功。
溥仪一心依靠外力复辟，最终沦为日本侵华的工具，半生傀儡生涯，既是个人执念造成的悲剧，也是近代山河破碎之下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插曲。
本文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在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争取溥仪考实》，《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