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在家里摔倒了，在五月一号劳动节的下午住进了骨科医院。我买了最早班的机票飞回郑州，在毫无准备的猝不及防之中成了医院里陪护的人。

       医院的人来人往，神色凝重。这里是骨科医院，形形色色的伤者打着绷带，有的坐着轮椅，还有更严重的躺在移动病床上推来推去。每个人都在忍受着，盘算着，期待着痊愈的那个时刻。

       我坐在妈妈的病床边，隔壁床的阿姨不久前碰伤了膝盖，骨科医生把钢钉打进她的身体，她躺在她的床上，挣扎着抬起受伤的腿，想让它舒服一点。她和所有的病人一样，痛苦，焦虑，却又无可奈何。医生和护士早已见惯了痛苦，陪护她的亲属也在日夜交错中麻木疲惫，坐在床边一言不发，病房里只有她痛苦的喘息声。

       我不想我的妈妈在她的病痛中焦虑，便下楼租来轮椅，推着妈妈下楼晒晒太阳。电梯里人们拥挤着。有的人推着轮椅，有的人拿着刚买完的饭菜，有的人拿着果篮和牛奶前来看望。小孩子好奇一切，在电梯里问东问西。晒太阳这样的小时在平时难能想起，可在受伤之后，反而变得愈加珍贵起来。住院部楼下的阳光里，那些快要康复的人们坐着，阳光洒在脸上，也洒在他们身上，白色的绷带那么的刺眼。

       妈妈抬头看，这栋十七层高的大楼里，住满了形形色色的伤者。外卖员匆忙的进出，家属匆忙的奔走，医生和护士匆忙的交谈。患者反而成了那个无奈的休息者。骨科医院的病人往往在猝不及防之中受伤。命运仿佛开了一个玩笑，在他们毫无准备的时候突然给了他们一击，于是他们在日常平淡忙碌的生活中突然被抽出来，放进了这栋楼里。无论他们受伤前如何的健壮，如何的忙碌，如何的美丽，都在极短的时间之中出现在这里，痛苦而无奈的等待着痊愈。

       护士打来电话，我推着妈妈上楼。病房里住不下的病人被安排在走廊里的病床上，于是原本宽阔的走廊也成了临时的病房。我看到老人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床边的年轻人眼神空洞的盯着手机。我看到女人躺在床上看着腿上的伤口，她的女儿坐在床边用铅笔歪歪扭扭的练习写字。身后一串极速的脚步声响起，一群小学生模样的小男孩欢笑着在走廊里奔走。我怕这群活泼的小孩子碰到妈妈的伤臂，赶忙拉着轮椅躲在一旁。

       原来他们来看望受伤的同学。他们欢笑着跑去护士站，着急的询问同学的床位。原来他们并未事先通知，想给自己受伤的同学一个惊喜。我本想告诉他们不要在这里大喊，妈妈却笑着阻止我。我明白妈妈的意思，希望这少年时期纯真的友情能给他们受伤的伙伴带来康复的能量吧！何必出言制止他们清脆的笑声？

       护士给妈妈打上止痛针，妈妈轻轻地躺在床上，这些年的疾病让她如此瘦弱像一只小猫，侧卧在病床上。我坐在病床边削着苹果，听着妈妈的呼吸，像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溪，微弱但平静。窗外有风吹进来，我就这样坐在床边，吃过晚饭，看着窗外太阳落山，天空由蓝色变成红色，又慢慢黑掉。

       天黑了，医院恢复了安静，病人们早早的休息，护士查完最后一次房后，我在妈妈病房边的走廊里找了个空床躺下。陪护的人们睡在走廊里，失眠的人在旁边安静的踱步，睡着的人则在睡梦中打起呼噜。九点钟，医院关掉了灯光，在黑暗之中我听着失眠者轻轻的脚步声。在这一刻我们有着同样的焦虑，我们有着同样的期盼。医院的墙壁听过比寺庙更虔诚的祈祷。白天在走廊上练习写字的小姑娘轻声和妈妈聊着天。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

       “等你的腿好了，我想去吃一个汉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