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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7月28日,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一声法槌落下。站在被告席上的张某,被当庭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他最初的动作,不过是把海思内部的Wi-Fi芯片资料截屏、抄录,再通过微信发给新东家。与他一同受审的还有十三位前同事,十四人全部拿到生效判决,上诉期内没有一人递交上诉状。
被违规带出的技术资料,经司法评估高达3.17亿元。这笔数字,究竟是按什么口径加总的?

从海思射频负责人到尊湃创始人
据法院判决书载明,张某此前任职于华为全资子公司海思,是射频芯片方向的部门负责人。华为早在2011年即立项Wi-Fi芯片研发,后续项目整体交由海思承接,前后投进可观的人力与财力,做长线自主攻关。
离职之后,张某自立门户创办了尊湃公司。公司筹组前后,他陆续拉拢周甲、刘某、周乙、顾某四名前同事入伙,分别委以高管职务、执掌对应技术条线,几人经商议确定,要做出与海思同类型的Wi-Fi芯片产品。
为压缩研发周期、加快流片量产与后续融资节奏,张某进一步授意周甲等人,以高薪和职业前景为筹码,继续从海思在职员工中挖人。高某、王某等七人先后被说动,加入尊湃团队。
这七人在离职前后,按照新东家的要求,自行或伙同仍留在海思岗位上的赵某、屠某,把内部技术资料用截屏、抄录、即时通讯传输等方式带出,直接喂给尊湃的芯片研发流程。

在共同犯罪链条里,张某处于发起和指挥位置,负责立项、招人、定方向;周甲等四人作为技术条线负责人,承接并落地带料任务;高某等七人是具体执行截屏与传输的一线工程师;仍留在海思的赵某、屠某,则构成外部内应。
据检察机关披露,2023年4月上海警方立案侦查此案;2024年4月10日,上海检方三分院就张某等十四人侵犯商业秘密一案提起公诉,涉案被违规带出的技术条目多达四十余项。
同年7月28日,上海三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可了检方提出的指控与量刑建议,认定十四名被告人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决宣告后十日内,十四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自此生效,该案也被检方列为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样板案例。
3.17亿估值背后的司法测算口径
这起案子最引人侧目的,并不是十四人全员获刑这一结果,而是3.17亿元这个涉案数额。据判决书载明,尊湃的芯片产品当时尚未大规模出货,权利人海思很难从自家销量下滑中,倒推出一份清晰可采的利润损失账。
司法实践中,一旦侵权方产品还未量产、权利人实际损失难以精确量化,法院与检察机关通常会把合理许可使用费折现后的数据,作为损失认定的兜底参考。这一次的办案逻辑,正落在这一框架之内。
据办案机关介绍,专案组专门聘请了通信领域的资深专家,给出技术层面的专业判断,围绕研发难度、不可替代性、技术先进性等指标维度,采用成本法对四十余项技术条目分别估值,再加总折现。
每一项技术资料都不是笼统打包估价,而是拆开来看它在整条Wi-Fi芯片研发链上所处的位置、对外的替代成本,以及被竞争对手拿到后能省下的时间窗口。专家评估完成之后,还要经过控辩双方质证,最后由法院采信进判决书。

这意味着最终被追究的数额,并不与工程师个人拿到的薪资、奖金或期权挂钩,而是锚定在权利人多年积累的技术本身值多少钱上。这一点,是不少涉案人事先并未料到的。
从法律依据看,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情节严重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者判三年到十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中张某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落在加重处罚的那一档;周甲等四人被判处三至五年不等;高某等九人则被适用缓刑。法院依各被告人在团伙里的分工与作用,拉开了清晰的量刑梯度。
3.17亿元并非由权利人单方开口主张,也不是简单按侵权方产品销售额倒推,而是把多年研发投入、技术稀缺性与折现因子折算成一个可被刑事判决引用的金额。它既不是被告人的获利分成,也不是对未来不确定收益的预估。
除刑事判决之外,权利人海思仍可走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路径,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民事赔偿。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也已向海思制发检察建议,点出其内部保密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
芯片原始创新的司法保护标尺
把尊湃案放回国产芯片产业的长镜头里,它处理的并不是一起普通的商业秘密纠纷,而是国产Wi-Fi芯片从无到有、一点点垒起来的核心技术家底。
在Wi-Fi芯片这一细分赛道,技术壁垒建立在数年流片、验证、迭代的反复试错之上。一家公司从零起步,本来要走很多年的路,几帧截屏、几份抄录就能让后来者跳过最烧钱的阶段。判决所维护的,正是这种长期投入的可预期回报。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企业之间因技术外流对簿公堂,多数以赔钱和解收场,违法成本远远低于技术本身的价值,工程师离职时顺走几份资料的现象时有发生。
据法院判决与检察机关通报,尊湃案的判决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刑事追责不再停留在纸面,截屏、微信传图这类在工程师日常中看似不起眼的动作,一旦触碰到核心技术,换来的可能是坐牢叠加巨额罚款。
2026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例行发布会中点名复述了这起案件,表态要以更严的尺度查办窃密类犯罪,给新质生产力的生长托住司法底线。这意味着它的示范效应并未随之落幕,仍在持续发酵。
对芯片行业从业者而言,这条红线已经画得很具体:在职期间经手的技术资料均属企业保密资产,离职时截屏、抄录、通过即时通讯外传,都可能被纳入刑事评价范围,“只是带走自己学到的东西”这种模糊辩解,在判决框架里已经不再成立。
对已经在做或准备做同类业务的创业公司而言,这起案子也是一份警示书:高薪挖角本身并不违法,但只要新公司的研发起点建立在前东家的保密技术资料之上,整条招募链条上的人都可能被一并追究。
对企业而言,这起案子也把保密管理的分量重新提了上来。办案过程中检方留意到海思内部保密制度有缝隙,正式发出了检察建议,从制度层面堵住内鬼可钻的缝隙,和事后追惩同等重要。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国内针对芯片这类原创技术的司法护航,正在从赔钱了事的旧路径,转为监禁和罚款并举的双重震慑。
这把标尺一旦立住,整个行业的创新投入成本与违规流失代价,都会被重新校准,后续每一次离职、每一次内部资料流转,都将在这把尺子下被重新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