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仍未走出的符号时代，变得“完全清晰”这个哲学雄心在人们的理解中就是，通过彻底消除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即所指）的歧义来克服各种困难。或者将其形容为，通过将播撒（即相信存在无数理解意义的路径）化约为多义性（存在确定数量的不同意义）来克服各种困难。

德里达不再想达到最高级别的概念清晰度，而是努力学习如何反观式地忍受我们已经每天多少有些天真地忍受的东西，那就是这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意义上的“书写空间”（文本）中，其特征就是同一性内部的某种无法化约的游戏作用，德里达将把它表述为一个新词“延异”​（différance而非différence）。

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提出的以差异性为基础的符号观念，​同一性只有通过它与其他元素的差异性关系才能确立自己或者为自己划定边界。

在他的文章《延异》中，德里达指出，在音素和书写中，辨识使得对语言符号的理解成为可能的差异不属于一个感性秩序​，也不属于一个理性秩序。

德里达说，这个秩序是在“延异运动”中宣告成立的​，而“延异运动”不属于通常意义上语音或书写的任何一方。我们最好将“延异运动”的效用理解为颠覆和替代一种关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极具诱惑性、深度符合直觉的观念，这种特别的观念规定了什么使得某物是其所是并且与他物不同。

如果是特征决定了同一性，那么似乎只有当某物作为相同之物保持在场状态，它才拥有它所拥有的同一性。

在德里达所提出的同一性观念中，他认为同一性是以差异性为基础或者说以关系的方式建构的。然而对于这些建构的同一性而言，使某物成为其所是而非他物（赋予它现有的同一性）的不是在一个普遍差异化的总体模式或结构中它与他物的差异关系，而是他所称的自我差异（与自己的差异）。

按照这种反直觉的同一性观念，某种非自我同一性包含在每一个建构的同一性之中。每种同一性所暗示的“他性”不是“非它所是的他者”​，而是它内部的某种他性、相同之中的他者。根据这套新的、德里达式的表述方式，每一个同一性都有一种不可化约的“分裂同一性”​，都具有“与自己的差异”或者说一种“本源性的异化”​。

结构主义语言学没能充分认识到，这样的差异系统并非早已发展完备，它们自己也是逐渐形成的。德里达的问题是：普遍差异化的系统借以形成的那种运动本身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在场的某种东西？索绪尔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聚焦于运行中的（即言语中的）系统找到差异化的起源。

在《延异》一文中，德里达假定，某种与此相似的语言论述对于“广义的符号”和每一种“符码”或“广义的转指系统”是有效的：德里达所称的“延异”可以理解为一种运动，每个符号都通过它历史性地形成一个诸种差异的织物。

德里达承认，索绪尔提供的论述似乎让我们陷入了一种“循环”​，而且从它自己的逻辑看也有缺陷。将索绪尔关于系统“起源”的表述中的“言语”替换成“延异”​，是直面这个问题的一种努力。

在德里达看来，一种语言分析如果一开始就截然分开了“系统”​（索绪尔的“语言”或者说作为规则系统的语言）和“事件”​（索绪尔的“言语”或者说作为语音事件的语言）​，就必然剥夺了自己的手段，从而无法解释自己试图界定的现象何以可能。

索绪尔求助于言语的历史先发性并非一个好选择。因为“言语”​必须与人发出的无意义的呓语和噪声相对立，而按照索绪尔的理论，只有当“语言”​在场时，这样做才是可能的。因此一旦我们严格区分了语言的系统与事件，当我们再讨论哪些条件让语音或书写能被读懂或被普遍理解时，这些概念就变得“不可靠”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解释符号的辨识时，德里达避开了求助于符码或规则系统的做法，而采用“延异”这个新词或新拼法（用a替换différence的e）来指代产生差异系统的那种运动，一切词语和概念的同一性都因它才成为可能。

德里达的基本意图是让我们远离这样一种思维​：我们所关注的东西或许可以永远简单地、完全地在自身之内自动地在场。我们不可能声称，​“意指元素”​（语言的“实质”​）没有某种可辨识的同一性。这里所否定的是，同一性可以理解为对一种持续在场的辨识。

正是由于这种同一性内部的差异性或者说相同之物内部的他者的纠缠，所以德里达推出了包含了某种“自我差异”的同一性观念。他采用“延异”​（différance）的说法就是为了让我们注意到同一性内部的差异性这个维度。

法语词différence恰恰已经呈现了“差异”这层语义。德里达又求助于拉丁语动词differre的第二个意思​，那就是“推迟”​。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相同”这个语义维度也进入游戏。

在这套德里达式的表述方式之内，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意指元素没有摆脱延异（différance）的同一性，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一种通常的差异（différence）总是一种元素间的差异（différence）​，而这些元素自身的同一性总是已经打上了延异（différance）的印记。